王功权：特立独行做“公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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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晚上，王功权应中关村创投协会会长之邀，在全球唯一一家以刺绣为主题的高端私密会所—宏绣会馆参加了一场投资界的小型舞会。

王功权是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原创始人，在大众层面上，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2011年网上那场沸沸扬扬的“私奔”事件。

这是一场名流与名媛的高档舞会，在蓝、红交织的灯光中，西装革履的男士与身着旗袍的女士愉悦地舞来舞去。但灯红酒绿之中，王的心思却在别处。

舞会初始，作为中国创投界的元老，王功权被点名叫到台上，和几位嘉宾一起举行舞会香槟开瓶仪式。他本想借机告诉与会人士，就在他们歌舞升平的同时，数位律师因维护合法权益而遭到不公正对待。“但看大家兴致盎然，终未忍说。

此时，正是王功权人生中的第三次“失业”期。

2011年，他与一位投资公司女老板王琴上演的“私奔事件”，在互联网上闹翻了天，最终迫于现实压力，王功权回归了家庭。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他为此放弃了大额财富，并宣布2012年彻底退出创投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被创投界乃至商界遗忘。他依然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影响力，各类创业者仍在不断找上门来，请他指导或者参与项目。不过，对于何时重出江湖，52岁的他并没有日程表，仍在等待一份让他喜欢的项目。


期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并一直喜欢的事情，就是关注并参与中国的社会转型，为建设公民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谁能想到，2012年国务院颁布文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中考和高考方案，就是王功权近几年来在民间组织积极推动的结果。即便是身处私奔事件漩涡中疲于应付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关注。

2012年，“私奔”风波过后，王功权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进修。去之前，他确定的研究主题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去之后，他很快将研究主题变更为“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因为对这个主题更感兴趣。

2013年，王功权自美国归来，成为一个“闲人”，有更多时间投入他的兴趣之中。他告诉《中国慈善家》，他现在的时间主要分为三块：其一是义务帮助创业者指导项目，其二是参与公民社会，其三是打坐、念经、写诗。这也符合他一直宣扬的独特身份：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一个公民。

这就是王功权。20年来，身在商界，心系公民社会。

欣慰

2012年8月底，新学年开学前的日子，对于跟随父母异地上学的孩子来说，一个好消息降临了。国务院出台《〈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入比较集中的地区则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抓紧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制定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这里所指的考试方案包括中考和高考方案。

此时，王功权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研究，看到该消息，他比较满意——几年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果。

自2008年，作为鼎晖创投合伙人的王功权，开始参与推动外地籍学生在北京获得教育平等权。在公开场合，他不断抨击因户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现状。每当谈到这个话题，他都愤怒不已：“不可能父母迁徙是自由的，而孩子由于上学的原因不能跟着父母迁徙。这样导致大量留守儿童出现，亲人离散，严重影响孩子成长。他们受到歧视，没有安全感，影响他们以后对社会的理解。”

此时，许多外地籍学生家长在孩子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困难之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异地中考和高考的诉求。不过，这些声音并不足够强烈，因为表达诉求的家长分散各处，互不认识，各说各的问题，声音和力量并没有聚合到一起。

王功权发现了问题所在，想把大家组织起来。2010年，他以民间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为平台，联合在京表达异地中高考诉求的家长、律师、民间组织和媒体，组织多次座谈会，寻求改革和改变的共识，一同发声。

考虑到外地籍学生教育平等权问题的迫切和严重，政府应该会理解并解决问题，王功权等人提出，通过持续努力，用三年的时间让政府解决该问题。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他带头捐款设立行动账户，组织人力调研在京外地籍学生接受教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写成调查报告，提呈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教委，以及全国人大和教育部。一并提呈的，还有数千名外地籍家长签名的联合呼吁书。

教育部在接受调查报告和呼吁书之后，告诉王功权等人，教育部会研究，且等回复。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不断和教育部互动。后来，教育部告诉他们，国务院会出台政策。

“这个互动挺好的。按理说，三年解决问题的目标提前实现了。”王功权有些高兴。

到了2012年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各自的外地籍学生中考和高考方案。大部分地区规定，都明确了几年之内实现该目标，以及应具备的条件。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北京、上海等地依然没有给出外地籍学生中考和高考的时间表。

看到北京等地出台的细则后，王功权认为远远不够，“因为地方保护，北京、上海等地出台的细则打了折扣。接下来，我们要推动细则更解决问题的工作。”

坚守
推动外地籍学生获得教育平等权，是王功权近些年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事件。但他亲身参与过的，远不止这些。

2011年年初，在北京，一家名为“安元鼎”的保安公司非法关押上访民众，王功权只身一人来到这所“黑监狱”，与其他上访民众一起高喊“放人”。

2010年年底，在浙江，一位名叫钱云会的村主任，因土地问题带领村民上访，遭遇离奇车祸死亡。王功权首倡成立公民观察团，观察事件、调查真相，监督和推动政府解决相关问题。
更早前，为了遏制一些地方的强拆，王功权组织成立“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他们拿着照相机、摄像机，围观在强拆的周围，录下拆迁的过程。

更多的时候，王功权并不直接走进现场，而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捐款组织讨论会，和各界朋友讨论如何展开。这是他参与较多的方式。对于一线的行动，在必要的时候，他会给予资助，不过资助的资金并不会很大，因为很多参与行动的公民志愿者都是自己拿钱做，他的资助主要是在志愿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提供。

“实际上，我很早就开始介入这些事，且一直在做，只是最近越来越受大家关注。以前大家不关注公民社会，所有人都盯着赚钱。”王功权说，“当然，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并不迫切。1990年代的改革很猛烈，大家欢欣鼓舞。最近这些年，大家发现改革改不动了。”

在1990年代，在热土海南，他和冯仑、潘石屹等热血青年一起创办了万通。王功权透露，在担任万通总裁时，他就开始资助做改革研究的人士，万通董事长冯仑也参与了资助。

王功权的所作所为，既与事业无关，更不涉及个人私利。但20年来，他一直为自己的公民行动坚守着。在商业之外，始终如他的座右铭所说：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份坚守，殊为不易。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而企业家王功权，绝不是软弱的一位。他不软弱，也不摇摆。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他更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参与到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中。王功权说，像自己这样亲身参与公民社会发展的企业家很少，只是个别现象。除了孑然一身的坚守，他还时不时遭到莫须有的诘难。

任志强、李开复等企业家因在微博对一些公共事件表达独立意见时，往往会遭到上级领导或相关部门的干涉。而王功权远比他们直率得多，但他从未受到如此“待遇”。王功权解释，有人给他传话，说对王功权教育也教育不了，谈没用，要动手就得来“狠的”。

其实，他并没有遇到“狠的”手段，其人身和财富都未曾遇到危险。但他的确遇到了些许困难。有关部门曾指定税务部门对他查税，完全针对个人而非公司，结果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不妥协
自创业以来，王功权一直坚守的，除了公民本色，还有不与特权妥协，按照法定规则经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无非就是这几条：一、契约精神;二、独立公民精神。”按照秦晖的定义，王功权身上真正体现了企业家精神。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的前一天，一位生意人找到王功权，商讨一个新项目，希望他能参与进去。该项目的首要任务是，用项目概念圈占大量土地，然后通过政府立项征地。在清楚其意图后，王功权当即表示不会参与。原因是，他认为不应该随便向农民征地，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是唯一买家，土地由政府定价，属于强买强卖行为。如此项目，在他看来，对社会有负作用。

听到王功权的反对意见，这位生意人对他说，那你什么都做不成。

“干不成就干不成。我已经坚守这么多年了。我已年过半百，不想放弃坚守。过去也有妥协的时候，但我尽量在坚守。”王功权说。

王功权仍在失业期，他不知道接下来再次经商会做什么内容，但他坚持三条原则：第一，与特权合谋的坚决不做;第二，即便不是跟特权合谋，但产品和服务对社会起负作用的也不做;第三，自己不感兴趣的不做。

“限制的边界一多，能做的概率就很小了。我原来做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王功权说。这三条原则，在他做投资时就一直坚守。

在鼎晖创投时，他遇到了一个不错的项目。一家公司引进英国的土豆品种和种植技术，在内蒙古大面积种植，土豆加工成薯条出售给麦当劳和肯德基，效益不错。因为有稳定的市场订单，该公司希望在山西扩大种植规模，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希望得到鼎晖的投资。在考察论证项目时，王功权发现，20平方公里的土地导致2万农民失去土地。他问，这个项目做了之后，能解决多少失地农民的就业?对方答，能解决400人左右。王功权又问，那剩下的1万多失地农民怎么办?对方答，给补偿就行了，他们会去城里务工。

王功权不认可对方的回答。将近2万农民失去土地，没地种，去城里打工，又不具备技能，他觉得不合适。他向对方要求，在预算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对失地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对方一算，如果拿出这笔资金，会加大成本，利润将大幅下降，自然不能同意。倔强的王功权认为，这涉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不拿出这笔资金，他坚决不投资。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在万通时，他做的是中介业务，不涉及政府;在IDG和鼎晖，他是投资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也不涉及政府。而当涉及政府，与权力发生关系时，他坚决不做。例如房地产开发，他不会触碰，因为不愿意妥协。

“如果你妥协，与特权合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都很容易做了，很多赚钱的机会也扑面而来。而如果不妥协的话，你会觉得很难，甚至举步维艰。”因为不妥协，王功权眼看着很多机会从眼前溜走，也失去了许多获得更大事业和财富的机会。

王功权说，别人帮着想，也许会想到他曾妥协的时候。但他自己想不出，记忆中没有。不行贿是他的底线，在权力面前，他宁可不做。“我改变不了现实，我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开。不能进化生物圈，至少不污染生物圈。

理性
在骨子里，王功权是一个感性的文人。

他爱好文学，尤好诗词。写诗作词，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自认为诗词水平在中上等，尽管有熟悉他的学者认为他的诗词尚未入门，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兴之所至，即有创作。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是《蝶恋花 又忆当年风卷燕》。不过历经私奔事件，而又重新回归曾经的家庭之后，对于最为钟情的婉约词，他不再写了。“婉约词都涉及歌风吟月、离愁别绪。我一写，就有人问，你写给谁的?”王功权哈哈大笑。

他有一帮写诗作词的朋友，其中不少生活拮据。他慷慨资助，或是资助出版作品，或是资助家庭生活，或是资助子女上学。更大的手笔是，独自捐出千万元，发起创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拢聚一批独立的诗人或诗词研究者，搜集整理1912年到1960年之间的诗词作品，现已编辑出版百卷，并赠送给国内100家大图书馆。

在资助诗词研究和创作的同时，这些年他还一直资助一些民间的独立学人，持续研究中华文化的起源。该研究撇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自的阐释，直接研究上古文化，尤其是被后世解释得五花八门的“道”的真实含义。

当做这些事情时，他是个感性的人，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到满足和快乐。商人的理性和现实困境，曾让他的内心挣扎不已，甚至痛苦不堪，成为他私奔的导火索。然而，在突出公民角色、参与公民社会时，他又表现出足够的理性。

在组织外地籍家长追求教育平等权的过程中，他不断安抚家长，劝他们不要激烈，理性合法地争取权利。他平时组织各界朋友讨论会，讨论的事情既是社会能承受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有人评价王功权是个激进的人时，他坚决不认同。

王功权认为，“对社会负责任的话，推动社会变革应考虑社会的承受力，应该在社会承受力的边界上施加压力。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一起往前走。我一直是比较注意这些的。”理性而富有建设性地表达诉求，是王功权参与公民社会的基本态度。

自2011年开始，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一时间，“革命”一词成为热议的对象。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了一年的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之后，王功权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和平转型，因为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解放的尝试，更是思想解放的尝试，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清晰。

王功权一再说，要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