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笑蜀：負責的社會運動倒逼中國轉型

原文链接： http://www.yzzk.com/cfm/inews.cfm?Path=3672623582&File=20130408/yz041925.htm

人權聯署只是告訴國民，中國政府早就承認國際人權公約，簽過字。唯有積極、進取、理性、負責的社會運動能倒逼中國轉型。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一批知識界和中產階級人士發布公開信，呼籲全國人大盡快批准國務院早在十四年前就已經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始作俑者是誰？什麼目的？事態會怎麼發展？這一定是有關部門最關心的問題。我在從香港遊學返回內地前，公開陳述如下。

（一）

始作俑者是我，這我從不隱瞞。所有徵集聯署的電郵，我都是大大剌剌地群發。我知道其中相當比例一定會被截獲，但這有什麼關係？第一，國家機器那麼強大，我怎麼可能跟國家機器躲貓貓？第二，人權聯署合理合法，正大光明，又何須瞞他們？他們明察秋毫本來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不久前有聯署人轉告，說他們請他喝茶時明白無誤的說，他們知道都是我幹的，我一點不驚訝。

接下來，說說人權聯署的來龍去脈。

發起人權聯署的靈感，最早出自我去年春天的台灣之旅。陪同我的台灣朋友知道，我一路上最感興趣、駐足最多的，是台灣的人權地標，如馬場町公園，如二二八紀念館，如景美監獄、綠島監獄。轉型前後台灣人權狀況的滄海桑田，給了我很大震撼。基本人權是中國最大的緊缺品，基本人權問題是所有中國問題中最致命的問題，我更堅定了這樣的判斷。

從台灣歸來即籌備聯署，決定呼籲全國人大，盡快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首先推動該公約在中國落地。呼籲版在春節之前定稿，核心理念是人權立國，即直接師法台灣而來。本來想在今年兩會前二月二十八日發布，但是二十六日得知，媒體已接禁令，任何涉及人權公約的文字皆不得見報。有關部門顯然已快速反應，國內所有傳播通道都被掐死，再不趕緊發布，以後更沒有發布空間。即於當天倉促?動聯署徵集。





知識界和中產階級反響的熱烈就不用講了。儘管國內沒有任何公開的傳播渠道，唯有電郵可供徵集之用，但截止三月二十八日，仍然發布了八榜聯署名單，一千多個師長和兄弟姐妹以實名加入聯署。既包括高層人士，也包括草根人士；既不乏自由派人士，也包括左派人士。即它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凝聚了廣大的中間人群，堪稱二零零八年以後，知識界和中產階級最大規模的集結。

三月十五日，公民聯署博客開通，人權聯署進入常態運作，我的作用就不重要了。三月二十六日，我向管理公民聯署博客的幾位志願者發出告別函，宣布即日退出聯署的全部組織工作，以後我就只是一個普通的聯署人，以此身份重返書齋，繼續煮字為生。

平生最刺激的一次精神出軌到此為止。過而不留，這正是我要的狀態——作為歷史研究者和江湖行走者，政治之各色嘴臉我見太多。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政治並沒有進化到適合我等書生捲入的地步。何況，政治本來非我志業，我最終還要靠文字立世。可參與，但不沉溺其中，是我一向的原則。

（二）

發起人權聯署基於我對基本人權的信仰，更基於我對轉型路徑的思考。

我對轉型路徑的思考，用一個詞集中概括，可稱「倒逼論」。首先我不相信統治者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是可能的。他們的利益太大了，同時他們也太傲慢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別無選擇，他們憑什麼要轉型？人們通常以蔣經國為例來證明統治者轉型的自覺性，但蔣經國是特例，在中國大陸不具備可複製性。因為當時台灣的利益結構並不複雜，一個蔣經國就?用。今天中國大陸利益結構之複雜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就算出一百個蔣經國，也根本不夠用，根本無可奈何。

但同時我也不相信自下而上的傳統革命，尤其不相信為傳統革命提供理論基礎的所謂政權中心論，即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權更替了一切迎刃而解，政權不更替百事莫為。稍具歷史常識的都知道，這實際上是經典的列寧主義理論。它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把政權問題的解決，當作所有社會變革的前提而不是社會變革的結果。

政權中心論者的最大荒誕，則是生在公民社會全球化的時代，腦袋卻停留在前公民社會時代即列寧主義時代，所以只有政權的視角而沒有社會的視角，只有權力的視角而沒有權利的視角，看不到社會成長和權利生長的大趨勢，不相信社會的成長和權利的生長是改變的終極力量。沒有了社會成長和權利生長的中間地帶，以及中間地帶潛伏的巨大變量，轉型就被簡化成非黑即白的極端二元衝突，簡化成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轉型路徑豐富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就這樣被否決。以政權更替為唯一評價標準，所謂轉型就始終不能超越傳統的對敵鬥爭模式，不能超越冷戰思維。實際上是把自己降低到當政者的層面，跟當政者在同一個道德海拔上，在同一片政治叢林中較量。這等於自廢武功，注定山窮水盡無出路。

要柳暗花明又一村，非有新思維不可。新思維的第一個要素，就是超越狹隘的政權視角和權力視角。不是說政權不重要，但它肯定不是唯一重要。當下的新生力量更多集中在社會，最可期待的是社會。當自上而下的傳統改良和自下而上的傳統革命都已途窮時，居於中間地帶的社會的成長，為轉型提供了新的可能，即中間突破的可能。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或是當下中國轉型最大的福音？

這即是說，轉型視野本身需要轉型，需要從政權中心論轉到社會中心論。政權更替是轉型進程的自然結果，而非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決定。但社會是我們的主場，社會成長和權利生長的主動權在我們手上，我們完全可以反求諸己，把推動社會成長和權利生長的使命承擔起來。換句話說，我們不知道政權更替會在哪天實現，但我們知道的是，在那天到來之前，我們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社會的成長和權利的生長需要很多的積累和準備。

最需要做的事，在我看來就是社會運動。前面講我主張倒逼，倒逼誰？當然是倒逼體制。那麼拿什麼倒逼？祈求不可能倒逼，絕望憤激自暴自棄不可能倒逼，破罐破摔一錘子買賣不可能倒逼。唯有社會運動能倒逼，唯有積極的、進取的、理性的、負責任的社會運動能倒逼。很難通過直接的政權更替改變中國，但一定能通過社會運動的倒逼改變中國。

這樣的社會運動，毋寧說是馴獸運動。所謂轉型實質上就是一場持久的馴獸之戰。社會有多軟弱，政權就有多野蠻；社會有多強悍，政權就有多規範。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鐵律。如果野獸不被馴服反而持續傷人，馴獸師一定難逃其責，僅僅責怪野獸沒有意義——傷人本來就是野獸的天性。同理，若一個政權一直橫行霸道，社會一定難辭其咎，一定是社會運動的倒逼不?。

這就是我多年以來，一直呼籲公民社會建設的原因。我的公民社會建設的高腳杯，裝的都是社會運動的雞尾酒。最早主張圍觀改變中國，圍觀即屬於初級形態的社會運動。後來主張的組織化維權，則屬於成熟形態的社會運動。但無論是初級形態的圍觀，還是成熟形態的組織化維權，都需要主題，都需要素材。如果說圍觀的素材只是個別事件，只圍繞著個別利益展開；那麼組織化維權則需要一定的超越性，即不再局限於個別事件和個別利益，而要上升到普遍權利和公共利益範疇。即組織化維權所需要的主題和素材，應該界定在基本權利的層面，應圍繞基本權利的展開，應帶動基本權利的生長。最終以權利約束權力，倒逼體制變革。

沿著這樣的思路，我一路走到了今天即走到了人權聯署。即我想像中的人權聯署，主要使命就是為新時期的社會運動即組織化維權提供素材，提示方向。但我不是以政治人的身份，而僅僅以評論人的身份。

因為我一直確信，評論人的天職不是所謂一事一議，而是為自己的時代打下底色，為自己的時代設置議程。即我的所作所為，無非我作為評論人的職業使命使然。我的初衷，無非以專業為支點，為社會運動添磚加瓦。

這就是說，我主張的社會運動，固然不直接以政權為目的，但最終的指向，仍然包括政權在內。即一方面以社會運動來重建社會，一方面以社會運動來逐步地改造政權。即我認為中國需要補社會運動這一課，需要一個社會運動時代。這既因為社會的成長和權利的生長需要一個過程，有待社會運動來拉動；也因為需要給當政者一點餘地或者說一條退路。這實質是一種調和，即雖然從中長期講人民主權是絕對的因而不可讓步，但眼下可暫讓步，至少我個人對你的政權沒興趣。但我有附加條件，就是你必須容忍社會運動，你的政權必須接受社會運動的壓力，必須因應社會運動的壓力而改變，而非拒絕轉型，堅決五不搞。通過雙方讓步，使社會運動逐步去敵意化，逐步脫敏化，中性化，直至最終制度化，亦即引入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實現社會運動的常態化，使朝野雙方能通過社會運動的平台，先學習對話，學習互動，學習妥協，學習良性博弈。

（三）

但是，你的想法可行麼？全國人大可能批准人權公約麼？這是我經常遇到的一種質疑。我當然不會天真到以為人權聯署一?動，當局就會馬上批准公約。但問題是，非要一步到位才叫有用？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叫沒用，就可以什麼都不做？其實，人權聯署本質上就是一個告知的過程，一方面告訴國民，居然有那麼一個人權公約，規定了國際最低人權標準，而且中國政府居然早就簽了字，即承認了那個國際最低人權標準。

這同時也是告知政府，你們給了國際社會和自己的人民一個承諾，承諾就該兌現，欠賬就該償還。如果不能馬上償還，起碼要承認賬的存在，不能裝得沒事一樣。然後，我們需要公開的討論，公開的對話，跟政府一起商量還賬的具體步驟和具體辦法。

這種雙向告知怎麼叫沒用呢？就算當局始終不理會，且不說它如何理虧，如何喪失信用。這種雙向告知至少可以推動國民學習人權公約、普及人權常識吧？至少可以起到人權教育的作用吧？而人權教育不正是中國社會所急需麼？

另一個質疑，是認為就算全國人大批准了，也未必有用，憲法寫得?漂亮吧？但不照樣束之高閣？對此我同樣無法認同。憲法確實沒有兌現，但憲法不兌現的真正原因，有人想過嗎？不兌現無非因為是當局自己願意那麼寫的，主動那麼寫的。一言以蔽之，所有那些看起來很美的憲法條款，都不過是當局恩賜的結果，而不是壓力倒逼的結果，不是博弈的結果，不是談判的結果。恩賜的不叫契約，對當局沒有任何約束力，它不兌現確實拿它沒轍。但如果我們有力量迫使當局批准人權公約，人權公約就跟所謂憲法有著本質的不同，即它屬於地地道道的契約，對當局有約束力——我們既然有力量迫使當局批准公約，當然也一定有力量迫使當局兌現公約，而不可能讓它再束之高閣。所以，只要它能在我們的壓力下批准，那麼它就一定有用。

再說了，必須成功了才叫有用，必須有用才認為值得，才願意付諸行動，這種過度的功利主義，恰恰是公民行動的心理天塹。成功是一種概率，而且這概率往往屬於天意，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人只能做人該做的事，即謀事。至於是否成事，既然是天意，那就交給天去決定，人不用管太多。

這即是說，中國的社會運動要上台階，還需要價值觀的提升，即需要一種超越，不僅是對狹隘的政權視角的超越，更是對整個功利主義文化的超越。凡事只問是否符合自己的信念，只為捍衛自己的信念，不計成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值得欣慰的是，加入人權聯署的一千多個師長和兄弟姐妹，已經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已經為一個看起來前景黯淡的事業，開始了自己的奮鬥。這就是希望。是社會運動的希望，更是未來中國的希望。■

（作者原名陳敏，中國專欄作家?知名公共知識分子）